叶圣陶潘先生在难中读后感

第一篇：叶圣陶潘先生在难中读后感

叶圣陶潘先生在难中读后感

军阀混战时期，作为小资产阶级一份子的潘先生，面对战乱所进行了一系列避战行为。

文中潘先生一共有三次“遇难”，第一次遇难时两个地方军阀在附近要开火时，于是潘先生带着家人乘火车逃至上海。第二次遇难是在得知教育局长要求准时开学的通知后，潘先生孤身返回家乡主持开学，回到家却得知铁路不通了，自己与家人相隔两地，音讯渺茫。第三次是听闻在碧庄地方两军交战了，战争的气息在潘先生周围愈来愈烈了。

这三次遇难，潘先生都十分“聪明”地躲避了，并且事后还为此沾沾自喜，潘先生就是辗转于这样的悲喜间，一味的躲避，寻找自认为安全的地方躲藏。

潘先生在逃难时有多处具有讽刺喜剧效果的细节。如在第一次遇难中，作者并没有描绘潘先生如何一步步地乘火车逃去上海，而是单单描绘了潘先生在火车站坐车时的情景：潘先生自作聪明地调排，让一家四口牵手排成一列，这种尾大不掉的队形注定不可能实施开来，可潘先生却还自鸣得意，不听他人劝告，在下车时仍采用此方法，致使家人走散。潘先生的这一行动正从侧面反映出了他的愚昧不现实以及害怕变革的性格。也正是这一性格令他遇战而逃。“他尚恐大家万一忘了又屡次摇荡他的左手，意思是教把这警告打电话一般一站一站递过去”，这种情态描写显风趣而又凸显地把潘先生那种小心翼翼但又多此一举的形象凸显了出来。潘先生为家人在车站走散的这种小事故而患得患失，已显现出了他的胆小与麻木，而他简单地认为一栏之隔便可以确保自己的安全，就全身心放松下来，更是突出其随遇而安的特点。

除了对潘先生戏剧性的讽刺描写，文中还有多处体现了他虚伪迂腐的性格。比如在潘先生一家逃至上海入住在一家旅馆时，当茶房来问是否要晚饭，潘先生的孩子嚷要吃大菜，令潘先生觉面子挂不住但却故作没事，并且对茶房借口说路上吃过了仅需两客蛋炒饭。正是潘先生虚伪而好面子才会在点餐前还要说吃过了这种话，以此搪塞他所认为的“丢脸”。还有，在潘先生得知正安失守后准备逃去红房子避难时，他遇到了一个同业。那同业打招呼般问他去哪时，潘先生就失措地回答，在他模模糊糊的准备找个借口时，他才想到车已开动，自己不用回答了，这才令他安心地缩住了。他不敢表明自己去红房子避难，在途中遇到熟人时就担心自己说出来面子上挂不住。一个“缩”字正表现了他在慌乱过后便心平气和的卑琐形象。

潘先生从来都不会积极地正面地迎击灾难，只会一味的逃避，仅希望自己的小家完整，自身安定，却全然不顾整个国家的完整，民族的安定。对自己的三次落难，他只会恨他人的调兵遣将，恨教育局长的主张开学，恨儿子的未成年。他不懂得想想自己，看看自身有什么可恨之处。并不是别人令他逃难而是他自己在逃避。

潘先生的这些行为都是与他“教书先生”的身份不符的，他顶着神圣光环令人唾弃的作为把他的虚伪、自私与软弱暴露在了世人面前。不管是破旧的茶楼还是蚊叮虫咬的破厨房，他都能很好的适应，只要能活着。以及到最后，他成为军阀的政客，为战争，为军阀统帅们歌颂，都体现了他畏葸、苟且偷安的性格。他的作为并没有他的职业那般高尚。他的苟安侥幸的心理和表里不一的性格也在作者的笔下尽显。

《潘先生在难中》通过对战中一个知识分子的性格的剖析，指出小资产阶级的自私与虚伪，来表达战争给人民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灾难，更是一种心理上的打击。作者通过对站争、对人性的描写将矛头指向了根本——整个旧中国的腐败的制度。军阀统治使得民不聊生，该批判；虚伪黑暗的教育界，该批判；民族的麻木愚昧，该批判……作者对旧中国落后的制度感到愤怒与叹息，对民族的愚昧、苦难有批评、讽刺却也有同情。然而，这样巨大的愤怒与批判，又何尝不是对未来光明的呼唤与呐喊呢。

第二篇：叶圣陶潘先生在难中

叶圣陶《潘先生在难中》教案

作品共三节，按事件发展的时间顺序组织情节，而让人物在情节的各个环节中逐步展示其性格特点，不断显露其精神世界。

从第一节看：当战事离潘先生家乡让里尚远时，潘先生就收拾细软，寄存在洋人的“红房子”(教堂)里，急不可待地带着一妻二子奔到自以为‘什么兵火焚掠都遭逢不到”的上海躲难。小说细致入微地描述了潘先生一家抵达上海后挤下火车到寻旅馆住下的过程，多方面展示了潘先生在这过程中的神态与心理。下车之前，为了应付“挤”的局面，他对妻儿细心部署，反复叮嘱，其调排是那么精细而“周妥”；下车时奋力向前挤，还兼顾着妻儿，显得那么紧张而卖力；下车之后，一妻一子被人流冲散，他又是那么惊慌失措，“家破人亡之感立即袭进他的心门，禁不住渗出两滴眼泪来”；好容易被冲散的“队伍”会合了，潘先生马上就转忧为喜，并认为家人的散而复聚是值得庆幸的乐事。继而，便是摆出老上海的架式，斤斤计较于两个铜子车费的讨价还价，以及在旅馆装腔作势的要饭要酒，自得其乐等。从以上这些细节看，其中虽然不无对于军阀战争的灾害的揭露，但主要还是表现了主人公在这荒乱局势的沉浮之中，为了自己身家利益而精于谋算的性格特点，以及苟且偷安的卑琐心理。

从第二节看：在上海安顿妻儿后，潘先生又急匆匆地只身回让里，这一方面是为了察看和照管留在家里的东西，另方面则是为了向教育当局表示自己忠于职守，不致因失职而免职。总之，全是为了一己之私利。潘先生赶回让里之后，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起草开学通知书，一是向红十字会索取会旗与徽章。在做第一件事时，他摆出一副热心教育的姿态，在通知书中大唱什么“子弟的教育犹如布帛菽粟”，在战争中送子上学“是地方和国家的荣誉”等高调，其实，他对于学生上学并不留心，表面上的热忱，不过是为了讨好上司而保住饭碗罢了。因此，通知书上堂皇的言论，正是对他卑琐行为的绝妙讽刺。在做第二件事时，他更装扮出慈善家的面孔，又是“缴纳会费”，又是宣称愿意把学校“作为妇女收容所”，其实他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弄个护身符以保住自家财产和妻儿安全。在兵荒马乱、人人自危的情况下，潘先生竟不惜利用公务以济私，可见这个人物的心灵是何等自私！

从第三节看：当战事更趋接近，形势更为严重时，潘先生就更紧张地“盘算对于自身的利害”。他忙不迭地携带着舍不得抛掉的破烂，一头钻进“红房子”。到了这避难所，便有 “到了家一般的安全感。于是，在这避难的一夜中，他作了一番更精彩的表演，从而使他那一心为己和善于逢迎的庸俗面孔，更为集中而鲜明地暴露了出来。当他出乎意外地遇到也在 “红房子”里避难的教育局长时，

即使几个人挤在异常窄狭的厢房里，他也不忘上下级之间的尊卑关系，不失时机地装扮出对于教育事业的热心，以取悦上司。其实，这时萦系于他心中的，既不是学校开学，也不是周遭惶惶然的避难人群，而只是 “远在上海的妻儿”。“他不知道他们可安好。不知他们出了什么乱子没有，不知他们此时睡了不曾”。这段心理剖析，将潘先生那自私的胸襟和世故圆滑的性格特点更为微妙地展示出来。当然，其中也包含了对于军阀们制造战乱的罪行的抨击。< ……此处隐藏7420个字……潘先生在难中》以20年代军阀混战下的江浙地区为时代和生活背景，通过一个小学校长潘先生在逃难过程中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揭示了封建军阀的罪恶，同时也批判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卑怯、自私、苟且、偷安的思想弱点，塑造了 潘 先生这一患得患失、明哲保身、自私精明的小市民知识分子的形象。作品共三节，按事件发展的时间顺序组织情节，而让人物在情节的各个环节中逐步展示其性格特点，不断显露其精神世界。

从第一节看：当战事离潘先生家乡让里尚远时，潘先生就收拾细软，寄存在洋人的“红房子”里，急不可待地带着妻儿奔到自以为“什么兵火焚掠都遭逢不到”的上海躲难。小说细致入微地描述了潘先生一家抵达上海后挤下火车到寻旅馆住下的过程，多方面展示了潘先生在这过程中的神态与心理。下车之前，为了应付“挤”的局面，他对妻儿细心部署，反复叮嘱，其调排是那么精细而“周妥”；下车时奋力向前挤，还兼顾着妻儿，显得那么紧张而卖力；下车之后，一妻一子被人流冲散，他又是那么惊慌失措，“家破人亡之感立即袭进他的心门，禁不住渗出两滴眼泪来”；好容易被冲散的“队伍”会合了，潘先生马上就转忧为喜，并认为家人的散而复聚是值得庆幸的乐事。继而，就是摆出老上海的架式，斤斤计较于两个铜子车费的讨价还价，以及在旅馆装腔作势的要饭要酒，自得其乐等。从以上这些细节看，其中虽然不无对于军阀战争的灾害的揭露，但主要还是表现了主人公在这荒乱局势的沉浮之中，为了自己身家利益而精于谋算的性格特点，以及苟且偷安的卑琐心理。作品以潘先生的行踪，串起一连串的事件、行动，在事实的对照中，不动声色的进行讽刺，再冷静客观的叙述中，暗暗发出冷光。

从第二节看：在上海安顿妻儿后，潘先生又急匆匆地只身回让里，这一方面是为了察看和照管留在家里的东西，另方面则是为了向教育当局表示自己忠于职守，不致因失职而免职。总之，全是为了一己之私利。潘先生赶回让里之后，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起草开学通知书，一是向红十字会索取会旗与徽章。在做第一件事时，他摆出一副热心教育的姿态，在通知书中大唱什么“子弟的教育犹如布帛菽粟”，在战争中送子上学“是地方和国家的荣誉”等高调，其实，他对于学生上学并不留心，表面上的热忱，不过是为了讨好上司而保住饭碗罢了。因此，通知书上堂皇的言论，正是对他卑琐行为的绝妙讽刺。在做第二件事时，他更装

扮出慈善家的面孔，又是“缴纳会费”，又是宣称愿意把学校“作为妇女收容所”。其实他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弄个护身符以保住自家财产和妻儿安全。在兵荒马乱、人人自危的情况下，潘先生竟不惜利用公务以济私，可见这个人物的心灵是何等自私!在这一节中，作者并不刻意追求形式的新奇和故事情节的曲折，只是着重于心理刻画，运用心理描写来刻画人物的灵魂。在刻画人物的时候，注重对其内心世界的挖掘和展示，十分准确的展现出人物在世事变化中的不同心态，丰富了人物形象的内涵。

从第三节看：当战事更趋接近，形势更为严重时，潘先生就更紧张地“盘算对于自身的利害”。他忙不迭地携带着舍不得抛掉的破烂，一头钻进“红房子”。到了这避难所，便有 “到了家一般的安全感。于是，在这避难的一夜中，他作了一番更精彩的表演，从而使他那一心为己和善于逢迎的庸俗面孔，更为集中而鲜明地暴露了出来。当他出乎意外地遇到也在 “红房子”里避难的教育局长时，即使几个人挤在异常窄狭的厢房里，他也不忘上下级之间的尊卑关系，不失时机地装扮出对于教育事业的热心，以取悦上司。其实，这时萦系于他心中的，既不是学校开学，也不是周遭惶惶然的避难人群，而只是 “远在上海的妻儿”。“他不知道他们可安好。不知他们出了什么乱子没有，不知他们此时睡了不曾”。这段心理剖析，将潘先生那自私的胸襟和世故圆滑的性格特点更为微妙地展示出来。当然，其中也包含了对于军阀们制造战乱的罪行的抨击。战事终于平定了，小说以欢迎杜统帅凯旋由潘先生执笔写欢迎对联而结束。一场虚惊之后，潘先生竞将“拉夫，开炮，烧房屋，淫妇人，菜色的男女，腐烂的死尸”等战争带来的血腥惨象置诸脑后，而违心地为军阀写下了“功高岳牧”、“德隆恩溥”等颂词。从这里让人看到了，小市民知识分子的痼疾，甚至就像看到阿q的精神胜利法一样，看到我们民族的劣根性。小说最后以余味无穷的结尾，进一步讽刺了这个人物苟安自私的灵魂，是小说的点睛之笔。

显而易见，叶圣陶笔下的潘先生在文中不是一个“大英雄”的形象，他的行为也不是多么光彩的。因此，才招致了许多评论中对“潘先生”的“自私，虚伪，不正义，苟且偷生”的定性。然而，从1924年作品诞生至今已有86年了，重新品味这部作品，我觉得我们不能对主人公的定性过于严苛。就像

战争即将爆发，哪个人不会保命逃难？哪个人能够轻易的将生命置之度外？的确，在那个年代，涌现了很多革命英雄为战争牺牲了自我；的确，潘先生为了一己之私没有选择去当革命大英雄。可是，我们不能因为某个人的不反抗就将此人定罪吗？如果可以这样，那么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难道要把中国所有的老百姓都拽出来讥讽一遍吗？

军阀混战的岁月人人自保，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潘先生得知后带着全家到上海避难无可厚非，他当不了革命英雄，我们也不能反说他是懦弱和苟安，一个普通的教育工作者，渺小的他，如何能站出来和大军阀对抗？渺小的他，如何去顾及国家的危难和人民的疾苦？他是一个普通人，在灾难面前选择躲避是合理的，也是明智的。何况他面对的是一个家庭，他只想倾尽全力保护家人不受伤害而已。

他为了妻子儿子而在火车站指挥全家脱险，他曾一度因为与妻儿的失散而流泪，到达上海之后他安顿全家人，这不正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的形象吗？当他想到开学要回去组织教学，尽管他的本意是害怕丢掉饭碗，但是他仍旧义无反顾的放弃好不容易获得的安全，而再次返回那个潜伏着危险的家乡，这说明他并不是完全地只顾一己之私，说明他还具有基本的职业道德，这与乱世中许多“害人

利己”的人相比较难道不是高尚的吗？在红十字会多要几面旗子和几枚徽章，也是情理之中的，大难临头，谁不自保？况且潘先生是为了全家才多要了这些能够获得安全的东西，不也说明他是关心家庭的人吗？

在整个战乱中，潘先生既没有抛妻弃子，也没有离开教师的岗位，更没有做什么对国家对民族有害的事情，他只是广大老百姓中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成不了英雄，他的肩膀扛不起历史，他的思想装不下国家，我们的确没有必要去歌颂他。但是，也并不能因为他担不起时代赋予的使命，就将“自私，苟且偷生，委琐，不正义”的罪名强加于他，这对潘先生来说并不公平。他是无罪的。

小说的结构严谨，结尾巧妙，语言朴实、准确凝练、纯净、富于表现力，善于运用富有特征的动作和典型细节，来突出人物性格，并使之具有某种特定的幽默感，并且透过层层的幽默，让我们看到更深沉的悲哀。不仅客观地描写潘先生这类小市民的精神状貌，更注重挖掘其内心的矛盾、卑琐，这一点在当时的文艺界算得上是一个闪光的地方，是人物形象立体化，不显得空洞。小说的语言也没有五四时期作家所常有的欧化气味，十分讲究规范化，经得起推敲和咀嚼。对人物内心活动和精神状态作细致具体的描摹，使人物灵魂真实地暴露出来，是这篇小说最主要的艺术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