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儿读物《唐诗三百首》读书笔记

第一篇：读书笔记-读《唐诗三百首》

为谁含愁独不见

——读《唐诗三百首》（孙洙编）

诗者，兴盛于唐，故后世以“唐诗”为大。清代孙洙因当时通行的《千家诗》“工拙莫辩”而采选编辑了《唐诗三百首》，广为流传。三百余首诗，或取之情真意切，或取之语言工丽，或取之音韵和美，为世人展现了由诗谱写的唐朝乐章。

大唐自乱世中崛起，太宗时期对外战争频繁，征戍是社会生活中一个重要部分。不少的佳作，都是源于诗人对离别的描写、对故乡的思念、对祖国的忠诚和对未来的期盼。如沈佺期之“为谁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如宋之问之“我行殊未已，何日复归来”，无不使人叫绝。

唐初有开元之治，有张九龄这般“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的贤明高尚之士，却也免不了受到“可以荐嘉客，奈何阻重深”的对待，被李林甫、牛仙客之流排挤诽谤。

边塞诗人岑参，诗句雄浑豪迈，笔力刚健，与高适并称“高岑”，代表唐诗中的边塞诗派。但就是这样一个多年生活在塞外，能高咏“君不见走马行船学海边，平沙莽莽黄入天”的男儿，也有“誓将桂冠去，觉道资无穷”的抑郁情怀。

善于边塞诗的七绝圣手王昌龄，却并不提倡战争。他同情“从来幽并客，皆共黄沙老”，批评“莫学游侠儿，矜夸紫骝好”，哀悼“黄尘足今古，白骨乱蓬蒿”。最爱那首七绝：“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不知愁却见愁。

著有《黄鹤楼》和《长干行》的崔颢，也曾“借问路旁名利客，何如此地学长生”，大叹仕途坎坷。

王维在山水田园诗上的成就无人可比，其诗句中体现的洒脱与自得，受到很多人的赞赏。但事实上，王维并非全身心投入隐居，他仍在朝中为官，只是在蓝田南山置备有房产，半官半隐。早年他仕途不顺，安史之乱后险些被皇帝当做叛徒治罪。还好有弟弟王缙为他求情，皇帝才从轻发落。也就是这之后的诗，大都表现对精神解脱的渴求，主调消极厌世。若说喜欢，王右丞的诗真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行到水穷处，坐看云

起时”、“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等等，哪个不是美不胜收。可惜食君禄而不为君忧，可谓是愧对了年轻时的抱负。

和王维比起来，孟浩然算是一位隐士。孟襄阳之山水诗不比王摩诘差。但这个长年隐居鹿门山的人，更多时候还是表现对友人的思念，和自己的孤寂。所以不难想象这位诗人写下了“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这样对官场表示渴望的句子。不论他对仕途表现出多么大的反感，到底还是因为他求官不遂。后来受到张九龄启用，他仍是出仕，做了一个从事。

唐诗万首，李杜为尊。诗仙李白绝对是家喻户晓的，小孩子背唐诗大概也都是从“床前明月光”开始。作为教科书上的风云人物，李白在官场倒并不得意。但他与大多数诗人一样，都希望入朝为官一展宏图平步青云，自“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可见其豪情壮志。而“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更是风流倜傥。我也一度为李太白的豪饮而绝倒，认为能“斗酒诗百篇”才叫喝酒，否则就是在糟蹋酒。书中只录《月下独酌》中一首，但其二中的“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天地既爱酒，爱酒不愧天”更让我觉得杜康酿酒，就只为了这个男人。可惜就像世人误以为“上船”就是“登上船只”一样，李青莲的豪迈也被误读。盛传的“贵妃磨墨力士脱靴”，并非是藐视权贵的表现。如果他藐视权贵，也只是因为他不是权贵罢了。李白一生，空有一腔热血，并没有在政治上做出任何建树。留给后人的只是他“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诗句——又或者，只是穷极无聊，写诗发泄。我绝对是喜爱他的，因此才觉得他可怜。另外，“不上船”指的是敞开衣襟，不系上扣子。《康熙字典》有记载：“衣领曰船”，“或曰衣襟为船”。

而另一人杜甫，要说的就少多了。人称“诗圣”的他，让人第一想起的并非他的诗句，而是他端坐远眺的那张画像。这位一生多灾多难的老先生，笔下诗句大多是描写人间疾苦，抒发忧国忧民。虽被称“诗史”，但鲜有人爱，毕竟还是《长相思》比《兵车行》更富浪漫主义色彩，更惹人喜爱。对这位“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的老先生，只剩惋惜。

唐诗之美，绝非庸人三言两语可以尽述。还记得高中时，学的最好的是语文，但语文卷子里得分最低的就是诗歌鉴赏。让我写出那些死了几百甚至上千年的人的思想感情，曾经一度令我抓狂的想撕掉卷子。当初为了拿到分，读了无数诗词，还把打动我的全部抄下来。抄着抄着，就真的爱上。后来也不在乎得多少分，在别人背《高中生必背50篇》的时候，我拿着我抄的满满一本子，反复诵读。

如今也不用再在乎那些家伙的思想感情，却被俗世迷得乱成一团，很少再翻阅。但那个

本子走到哪里带到哪里，当我真正找不到依托的时候，翻开一看，读到那些被尊为神的人或为功名利禄或为红颜知己动了愁吟，就还明白，世间的人和事没有完美的，既然有人能愁的如此美丽，为何我的欢乐不能。

为谁含愁独不见，更教明月照流黄。

第二篇：唐诗三百首-读后笔记

《唐诗三百首》读后感

中国上下几千年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诗词歌赋更是流传甚广，而在兴盛的唐朝，诗更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闻名于唐朝，为后人留下了无数经典之作。

英国的培根曾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宋代的苏轼也曾云：“腹有诗书气自华。”两位在文学领域具有重大成就的人都认为，读诗，可以提升人的智慧与情操。“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而这两句，则更表明了唐诗的通俗易懂，唐诗的地位。

翻开《唐诗三百首》，就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没有了现代社会的喧嚣与烦杂，只有那遥远的古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更有那壮志凌云的誓言。每一首试都赋予了生命，跃然于纸上。读李白的豪情，杜甫的雄浑，读白居易的清扬畅丽，读孟浩然的恬静，品品李商隐的委婉……每当此时，总是心怀荡漾，仿佛自己也是一位大诗人，稍不留神就能吐出千古绝句。

不知是从何时开始，接触到了唐诗，那时的自己还是懵懵懂懂，不解每一首诗的深意，只觉其每一首都朗朗上口，好不乐在其中。而到了现在，仔仔细细的阅读了这本《唐诗三百首》之后，有着太多的感触，以前只是一个个的汉字，现在却有了灵性，有了感情，才发现唐诗真的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瑰宝。读罢这本书，我最喜欢的还是有着“诗仙”之称的李白，“诗圣”之称的杜甫，他们诗的豪情与雄伟澎湃让我寝食难安的一阵激动。就拿李白的《将进酒》来说，“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诗开始的这两句，如挟天风海雨向读者迎面扑来。黄河源远流长，落差极大，如从天而降，一泻千里，东走大海。如此壮浪景象，定非肉眼可以穷极，作者是想落天外，“自道所得”，语带夸张。上句写大河之来，势不可挡；下句写大河之

去，势不可回。紧接着，悲叹人生短促，而不直言自伤老大，却说“高堂明镜悲白发 ……此处隐藏4639个字……后，对这本书的主要观点还是可以有清晰地把握。《通论》在均衡原理、分析方法上、利息论和政策上分别提出了观点、理论与方法；从伦理学、法律学与经济学方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形势的发展，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作出了论述。书中的主要观点由三部分组成：有效需求原理、简单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和乘数原理。

凯恩斯不同意传统的西方经济理论认为大量的失业仅仅是经济中的“摩擦性失业”和“自愿性失业”的想法，在他看来，充分就业并不排除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但是大萧条使他意识到：经济现实中还往往存在着第三种失业——非自愿失业。这是指失业者愿意接受等于或低于现行真实工资率的工资，但仍然找不到工作时的失业。当社会存在非自愿失业时，凯恩斯认为经济就没有实现充分就业；当经济中只有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时，社会才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对于这种特殊形式的失业的思考形成了有效需求原理：凯恩斯认为，导致失业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一国的就业水平是由有效需求决定的。有效需求是指商品总供给价格与总需求价格达到均衡时的总需求，而总供给在短期内不会有大的变动，因而就业水平实际上取决于总需求或有效需求。当总需求价格大于总供给价格时，商品供不应求，企业家雇佣更多的工人来扩大生产；当总需求价格小于总供给价格时，商品必然供过于求，企业家必然增加商品存货或是降价促销，这就导致利润下降和减少工人以缩减成本。因此，就业量由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点来决定，又因为短期内的总供给基本是稳定的，所以就业量实际上取决于与总供给相均衡的社会有效需求的大小。

凯恩斯认为，失业源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是消费倾向、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和对货币的灵活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的作用。总需求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之总和，总需求或有效需求不足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不足的结果。心理上的消费倾向使得消费的增长赶不上收入的增长，因而引起消费需求不足。心理上的灵活偏好及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使预期的利润率有偏低的趋势，从而与利息率不相适应，这就导致了投资需求的不足。凯恩斯还认为，心理上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在三个基本心理因素中尤为重要，危机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心理预期的突然崩溃。

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不存在自动达到充分就业均衡的机制，因而主张政府

干预经济，通过政府的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来刺激消费和增加投资，以实现充分就业。消费倾向在短期内是相对稳定的，因而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从增加投资需求着手。凯恩斯指出，投资的变动会使收入和产出的变动产生一种乘数效应，因而他更主张政府投资，以促使国民收入成倍地增长。

凯恩斯对于古典经济学派和新古典经济学派对节俭和储蓄的观点持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节约下来的钱未必都用于消费和储蓄，储蓄的钱也未必都能转化为资本。收入不能全部用于生活消费和生产消费，还有第三个原因，即持币偏好——人们倾向于以货币形式持有收入或资本。凯恩斯认为人们的持币偏好基于三种动机：交易动机，即为了应付日常交易而持有现金；谨慎动机：为了防止意外，或可能出现的有利进会进行交易的动机；投机动机：持有货币，并试图从中获利的动机。

对交易动机和谨慎动机来说，所需货币数量一般取决于经济活动水平和货币收入水平，对利率变动不是很敏感；对投机动机来说，货币需求则常随利率的改变而改变。由此凯恩斯提出了货币利率决定货币数量的观点，认为利率决定于人们对货币流动偏好和货币数量两者。当货币数量一定时，利率水平取决于流动性偏好的强弱。流动偏好强，人们持有的货币数量就多，从而会抬高利率；流动偏好弱，则会使利率降低。只有当流动偏好不变时，利率水平才取决于货币数量的多少。

总结凯恩斯看法，即出现经济萧条是因为消费不足和生产需求不足导致的周期性生产过剩，因此，消费的越多，生产力增长就越快，就业就越充分；节约和储蓄越多，投入生产力的资本就越少，就业就越不充分。由此可见，增加消费是凯恩斯主义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那么怎样增加消费呢？凯恩斯主张要尽可能的增加，能增加多少就增加多少，且不用考虑怎样消费，即使有些消费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好处，其实也很有必要，从这个角度上讲，引导个人消费就成了理论的核心。现实中，引导个人增加消费是很困难的，原因是我们上述的持币偏好，而且经济越是不景气，人们越是不愿意消费。因此，凯恩斯提出由国家来增加消费。一个国家要维持正常运行，需要大量的支出，这就是所谓的财政支出。国家财政支出是一种集体消费，这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足以对市场产生质的影响。因此，凯恩斯发现了国家财政支出的

另一个作用：它不仅是维持国家正常运行的手段，而且还可以当作调节经济的工具。当人们不愿意消费或消费不足时，可以通过国家财政支出来弥补，继而带动个人消费。

凯恩斯认为传统的财政政策是盈余财政政策，把货币滞留在国库里，就减少了当前消费。所以，他得出了一个在当时看起来很惊人的结论，即好的财政政策是赤字政策，国家负债消费不是坏事，而是大好事。国家增加消费开支，不仅增加社会的消费需求，而且会带动社会个人的消费倾向提高。所以，举债消费虽然看起来浪费，但结果反而会使社会的整体财富增加。凯恩斯认为，如果政治家实在想不出有什么可以支出的地方，即使是建造金字塔这样毫无用处的建筑物，甚至是地震、战争等天灾人祸，也可以增加财富。只要国家举债消费，不管怎样消费，都是对的。他写道：

“财政部可以把钞票装到旧瓶子里，埋到废弃的煤矿中，再用垃圾把煤矿填满。然后把这个产钞区的开采权租给个人，让私人企业把这些钞票挖出来。这样失业问题就没有了，而社会财富要增加很多。当然大兴土木更合理一些，但如果由于某些原因不能实施，那上面的对策也聊胜于无。”

如果说《国富论》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圣经的话，那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便是国家干预主义的宝典。《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意义在于为国家干预提出了有力的理论依据，从而突出了国家干预的必要性。

凯恩斯提出的干预手段与之前的经济手段相比主要是干预的手段不同：凯恩斯倡导以财政政策为主，而不是货币政策为主，提出在萧条时期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增加财政开支、减少税收和发行公债。同时，凯恩斯认为国家干预要控制投资，以消除投资对经济造成的波动性；要推进收入均等化以增加消费需求。国家干预的手段从货币政策转向财政政策，这才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政策主张方面革命的最主要特色。这一转变对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以及对整个经济理论的影响都是极为深远的。

虽然凯恩斯主义的思想影响了很长时期的政府决策，在应对大萧条时期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是刺激经济的方法却并不适用于任何时期的任何国家，对于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要区别对待。比如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一直以来以庞大的军费开支刺激国内的有效需求。就此而言，凯恩斯主义有一定的积

极意义。对于落后的国家，在短时间内解决经济问题和人民生活问题，刺激经济的方法也是可取的。一旦达到这个目标，凯恩斯主义政策就会失去其效力。政府需要寻找优化产业机构，提高经济质量的新途径。就国家的长期经济发展而言，凯恩斯主义可能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